宋时忙又替父亲谦虚了几句，桓凌也说：“若非黄大人做主，追索那些大户欠的钱粮，武平县如今刚受过洪灾，哪里有银子修得起河工？咱们要作诗文志此景象，就该从头记下大人弹压豪强、为百姓作主的善政，建碑亭于此，长记大人之德。” 田师爷欣然捧场：“不错，方才是我想窄了，最该作文记录的是我们大人与桓通判、宋县令的德政！车里便有纸笔，咱们何不就寻一处风景既佳，又能避风取暖的地方一同吟诗作文？” 黄大人虽说有些好名，但终究面皮薄，不肯狠夸自己，面色微红，连连摆手：“咱们是出来游赏景致的，要写修河记就写修河记，不必记那些职分内的事——方才咱们看见的‘三下乡’倒是新鲜有趣，可以作文记之。” 这扬名是要别人知道他的厚德，主动替他扬名才好，哪儿有自己带着下属和下属的儿子写文章夸自己的？ 他不好意思看桓凌，便转头问宋时：“你是这武平的地主，这里有什么地方风景又好，又能歇脚的，带我们去坐坐。” 城西就是灵洞山，还有什么景致更好的地方！ 他便指着山说：“上面不远便是前朝李忠定公所建的读书堂，李公特为此堂赋诗曰：‘灵洞山清仙可访，南岩古木佛同居。公余问佛寻仙了，赢得工夫剩读书’。虽然读书堂废弃已久，却是敝县有名的景致之一，县里林泉社常在此处结社作诗，倒把读书堂打扫得干干净净，门窗齐全，咱们带着垫子便可进去休息。” 黄大人颔首道：“早听说梁溪先生文武兼具、忠勇皆备，曾在开封一抗金兵，东渡时亦多有功绩。只恨宋主昏聩，未肯用他，以至南北分裂，宋室竟偏安江南，不思北上……罢了，前朝之事不必多提，咱们到此，合该拜一拜这位大贤。” 他们便乘车上山，到读书堂中少歇。 这里已被人立了李纲牌位，只还没塑像，堂上还摆了香炉、供品。他们没带香来，车里却有些鲜果、吃食，便摆在堂前供上，默祝了一回。 不知是在城外见了新鲜事，还是李宰相有灵，黄大人这回竟是思如泉涌，提笔便写下了一篇称赞武平县不向朝廷要钱、不向百姓聚敛便能在县外武溪清沙除淤，以减少洪灾危险的《武平县重修武溪记》。 这记里倒没怎么提他自己的功绩，只淡淡写了一笔“宋令素爱百姓，至县则治洪灾、抑豪强，百姓为作《白毛仙姑传》记其事”。 无独有偶，田师爷的《观武平县三下乡记》里也带了一笔《白毛仙姑传》出场，夸的却是他家大人：“曲词何必事雕琢，但出自本心，便是第一等好词。故‘高堂坐威仪凛凛’一句便足动人心，台下乡民，亦争‘把官箴品’。” 夸得又低调又含蓄，没听过这曲子的，单看文中字句，根本不知道夸的是黄大人，但一旦这曲子传唱出去，便人人都能知道‘高堂坐’一句前面是‘钦差来巡’。 能到武平县巡视的钦差黄大人，还会有谁？ 相比这两位的低调，直接写出“巡按御史黄公尝之县北，闻百姓苦豪强之音，密访其罪，会令武平县令宋同审”的宋时简直太不含蓄了。 黄大人拎过他的文章连看了几遍，怒其不争地教育道：“这文章题作《修武溪记》，你看你五百余字的文章里才写了几个字的治溪？你看桓通判作的——”即便写的都是实情，也不好写得这么明白，不然容易叫人说是吹捧之作。 桓凌写的就含蓄多了，只一句“有豪强越讼于御史黄公前，公遂至县巡按，月余而豪强清，民心咸平”。 宋时看着那三人低调谦谨的文章，缩回去深深地自然反省——怪他这些年没写过夸人的文章，一下笔就按着当初搞软广时那种正面夸、死命夸的风格上了。 不过……他要真写得不好，黄大人怎么还看了这么多遍才呲噔他呢？ 宋时把头压得更低，默默围笑了一下。 回到县里，他便将几管毛笔用木杆绑起来，做了个抄书神器，将几张稿纸摞着抄，亲手给黄大人抄起了《白毛仙姑传》。 桓小师兄如今在黄大人眼皮底下，得住府宾馆，直到转天到县里找他丈量地界时才看见他这高科技，顿时叫这排笔晃花了眼，半晌才问：“你做这个干什么，要抄书何不叫我替你抄？” 幸好纸之间都垫着垫板，倒没叫墨水浸脏，字迹也还算工整……可也只能算工整，就像匠人雕出来的书板，只说得上整齐，哪里有字体！ 他嫌Ｍ.ＦＥnｇYｅ-Ｚn.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