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蓄意吹求之下，全国各地诬告之风大行。几乎大清帝国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安全中：如果你识文断字，那么你随手涂抹的几个字难免有被人蓄意曲解的可能；即使你一字不识，你家的那个破筐烂柜里也保不齐有一两本祖上传下来的旧书，成为惹祸的源头。 戴昆是康雍时人，早已身故，地方官查办禁书时，发现他的书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这样的句子，上报之后，被刨坟戮尸。他的孙子戴世道六十多岁了，因刊刻了这本书，“奉旨斩决”。湖北黄梅人石卓槐书中有“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之句，不过发了点牢骚，被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明”“清”二字是诗词习用之语，若要避祸，只好不去吟诵清风明月。但也不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个劣监告发卓长龄（康熙时人）著有《忆鸣集》，“忆鸣”二字，实寓“追忆前明”之意，结果卓长龄之孙卓天柱因私藏禁书，“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些恶例一开，禁忌如毛。墓志铭上常用“皇考”作为亡父的尊称，结果被地方官指为“悖逆”；为亡父刊刻的“行述”中有“赦不加息”之语，被人告发竟敢用“赦”字，实屈“狂妄不法”；为人代作的寿文联语中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定为“语言悖逆”。 乾隆的文化恐怖政策收效是非常明显的。 在风声鹤唳之下，每个家庭都进行自我检查，刨地三尺，消灭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咏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内外臣工惊骇不已，乾隆担心下面或有非议，于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浑陛辞（官员离京前上殿向皇帝辞别）时，交代他一项特殊任务：到任后留心体察赋闲在钱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的反应。梁诗正一见富勒浑，就大谈自己为官多年的诀窍：“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梁诗正的话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压政策下臣民的心态。 历史学家可以大致推算出通过修撰《四库全书》，清朝的官僚机构销毁了多少图书，而民间百姓自发销毁的文字数量却无法计算。我们只能说，其数量绝对多于武英殿前字纸炉中焚毁的书籍。 对于乾隆用心的险恶深鸷，大清王朝的某些子民读得十分透彻。乾隆四十四年（1770年），安徽天长县的秀才程树榴对乾隆的做法极为气愤，在为朋友的诗集所写序言中借题发挥，隐约其词地说，“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应该说，这两句评语是对乾隆制造文字狱的动机及手段的极佳点评。在近于没有死角的普天文网笼罩之下说这样激愤的话，当然逃不脱乾隆的如来佛手心。很快，这篇序言就被程树榴的内弟王廷赞告到官府，指明这两句是影射当今皇帝，并且解释说，“我皇帝上春秋愈高，仁恩愈普”，怎么能说愈老而愈辣？“彼王锡侯、徐述夔等皆其自取，予以显戮，普天称快”，如何能说手段愈出而愈巧？ 案情被汇报到乾隆那里。居心已经被揭穿，并且评点得如此精当到位，皇帝在他的一生中潇洒地表现出了惊人的一次坦率。这一年他已经七十岁了，回顾一生制造文字狱的过程，他在谕旨中郑重承认王廷赞对程树榴诗序的解释点中了要害，“愈老愈辣”云云骂的正是自己，程树榴之所以含沙射影就是为王锡侯、徐述夔这些被冤杀者一吐不平之气。 按照惯例，程树榴必然被千刀万剐，满门被抄。然而，皇帝这一次却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宽容。程氏“从宽改为斩决”，家人并不牵连。这一“惊人料理”的背后，反映了皇帝的某种复杂心理。也许，对于自己的残忍阴险，他自己也有清夜扪心，恍然如有所失之时吧。 四 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设” 清代最有威力的娱乐方式，非戏曲莫属了。 清代戏迷的痴狂，绝不下于今天的追星族。有人因为迷恋看戏而荒废生计，也有妙龄少女随戏班子私奔，甚至还有人因此犯了杀人罪。康熙年间，浙江嘉善县枫泾镇赛神，请了戏班子演出。演的是秦桧杀岳飞父子事，演员十分投入，“曲尽其态”，一位台下看戏的皮匠老兄更投入，“从众中跃出，登台，挟利刃直前刺秦桧，流血满地”。（《三冈续识略》卷下）扮演秦桧的演员当即死于枫泾舞台之上。 大家把这皮匠“执缚送官”，此人供说他实在是太入戏了，“实恨秦桧耳”，当时一股怒火直冲头顶，“不计其真假也”。好在审理此案的官员也是个戏迷，居然“怜其义愤，竟以误杀薄其罪”，以误杀罪将其从轻发落了。太阳底下无新事，原来陈强因饰演黄世仁差点被台下解放军士兵枪杀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头一回。 ｍ.ＦEｎgｙｅ-ZN.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