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早就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的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傻头傻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 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以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青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几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份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 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我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不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倘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自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 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苦，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咀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瓷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我们的顺从暴君之苛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我们的忍苦量假使小一些，我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我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性。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我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过有之乎？ 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我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丈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之睦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嫌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当书写于殊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以何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 这种品性，我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我们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browntom）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 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的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ｍ.fｅＮGｙｅ-zＮ.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