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明军光复江南以后，一方面意味着大明从濒临灭亡（准确来说是已经灭亡）的境地重新拉了回来，至少可以和北面分庭抗礼。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偏安”思潮的流行，尤其是许多江南文人，对于北伐收复中原缺乏支持，甚至反对，害怕到时候连眼前的形势都会丧失。 毕竟自古以来，南方统一北方的案例实在是罕见。 很多人心中，现在的朝廷更类似于东晋、南宋那般局势。 但好在这种思潮还没有广泛传播，毕竟明朝不是宋朝，社会的整体风貌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就是年轻士人大多比较激进，谁要是敢明面上谈什么“偏安”，估计房子都要被人点了。 这次川陕大捷，可谓一针强心剂，陕西已经属于北方了，拿下川陕，就意味着光烈朝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偏安的南方政权了，彻底将社会中“分江淮而治”的思想涤荡干净。 不过对于看报纸的商人而言，他们更在乎内阁刚刚发布的另一条法令。 月初，随着度田初步完成，江南士绅集团利益受到沉重打击后，朱由榔终于在“大棒”之后，拿出了“胡萝卜”。 内阁正式颁布新的《行社法》 新法规定，凡经营规模达百两以上，人数五人以上的商业组织，需在府衙报备，发放行社牌照，确定股权关系，成为官方认可的商社、商行。 这看似是在给商人增加麻烦，但事实上，背后配套的政策却不止如此。 确立商业行社制度后，首先是废除了过去的贡调制，也就是在过去，由于明代严苛的户籍政策，从事工商业的匠户、商户，社会地位极低，还要负担每年宫中固定的“贡调”。 是的，从法理上说，商税是归属皇室内帑（皇帝的私人财产）的，而匠户则需要每年向皇室进贡手工业品。 朱由榔废除了贡品制度，哪怕是皇家，想要吃穿，也必须花钱向民间平价购买，这极大限制了皇室敛财的能力，老百姓没有“养爹”的义务。 其次，在限制了士绅阶层进行土地投机后，却鼓励他们参与市场行为，投资商铺、厂房、海贸等等。成立行社后，原本松散的商人，可以形成一个法权主体，也就是所谓的“公司”，来进行市场行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朱由榔始终认为，要改革，首先就要从自己改起，一方面鼓励别人搞投资，让别人进步，另一方面皇室自己都还用封建地主那一套，未免太过虚伪。 除了宫殿和园林外，皇室不得占有任何生产性土地财产，不得参与土地投机，但可以进行资本投资。 朱由榔将商税从内帑重新划归国库，但却保留了百分之十，每年商税会有一成上交内帑。 这倒不是朱由榔舍不得，对于他这种地步的君主，内帑没有任何意义，他真想用钱，直接从国库拿，满朝文武拦得住吗？ 哪怕对于后世君王而言，整个皇宫，撑死千把号人，能有多大开销？ 除非学嘉靖那种，沉迷炼丹修仙，大兴土木，这种君王，纵容他才是民族和百姓之祸。 朱由榔留下这一笔商税，是为了更大的目的——教育普及。 是的，他想以皇室的名义，把这笔钱拿出来，搞义务教育，如果能够成功，不仅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件千古幸事，对于皇室而言，这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历史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少皇室君主被推上了断头台，一战后，各国民主思潮风起云涌，欧洲无数皇室和国王的桂冠落地，如俄国沙皇，直接被全家突突了。 而德国皇室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在战后十一月革命浪潮下，被迫退位，但德国皇室却依旧在德国社会M.Ｆengye-ｚＮ.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