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曹氏和夏侯氏两族频繁通婚，曹操的妹妹嫁给夏侯渊（夏侯惇的族弟），曹操的女儿嫁给夏侯懋（夏侯惇的儿子），以曹操对儒家礼教观的重视程度看，若是同族，必定不会做出这种违背人伦的事。还有件事可以视作曹操并非夏侯氏后人的佐证。就在夏侯惇出殡那天，曹丕率领群臣在邺城东门吊唁（当时他还没搬到洛阳）。东晋史学家孙盛认为曹丕此举不合乎礼法，因为皇帝为同族发丧应该到宗庙，而非城门口。孙盛的态度代表东晋时代人们的普遍观点——曹丕就是夏侯氏后代。姑且不提曹丕当时的身份是魏王而非皇帝这个低级错误，单从这事来看，恰恰证明曹丕根本没把夏侯氏认作自己同族。有人猜测曹丕是欲盖弥彰，故意隐瞒自己和夏侯氏之间的关系，但这显然没有必要，因为夏侯氏属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名门世家（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的后代），曹嵩过继给宦官当养子又世人皆知，倘若曹嵩真是出自夏侯氏，就算认了也绝不丢人。 那么，曹嵩原本的姓氏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基本可以断言，他过继给大宦官曹腾应该只是曹氏同族内部的过继，这在古代实属家常便饭，见怪不怪。所以，诸如刘备、袁绍这些曹操的死敌，他们一提起曹操，总把“宦官孽子”挂在嘴头，却从没说他跟夏侯氏有什么瓜葛，直至小说《曹瞒传》问世才有了这一说法。 但话又说回来，因为夏侯氏对曹氏政权的鼎力支持、两族之间的深厚情谊，再加上频繁通婚，夏侯氏的确获得了和曹氏皇族近乎同等的待遇和信任，成为魏国“准宗室”成员。于是，由夏侯氏和曹氏担当东、南、西这三大战区最高军事统帅也就成了魏国很长一段时间的惯例。 夏侯惇死后，东战区和南战区一并划归宗室重臣曹仁（曹操堂弟）管辖。曹仁由此身兼扬州、荆州、豫州（豫州夹在扬州和荆州中间，也和吴国接壤，但非主要战区）三个州的军事统帅。魏晋时代的史书中，这一职权称作“都督某某州军事”，次一等的称作“监某某州军事”，为了后文叙述方便，除非特别需要，我们便统称为“某州都督”了，譬如：曹仁就是杨荆豫都督。 这个时候，一手包揽三个州军权的曹仁无疑将曹氏皇族的声势推向了顶峰。不过，夏侯惇、曹仁都算曹丕长辈，曹丕对他们总要礼敬三分，指使起来也不那么得心应手。待曹仁一死，曹丕才有机会提拔他自己的亲信。 在无数曹氏和夏侯氏族人中，有三个陪着曹丕从小玩到大的宗室亲戚，他们分别是曹休、曹真、夏侯尚（夏侯惇的侄子。准确地说，应该是算准宗室成员）。三人年轻时常跟曹操南征北战，在曹操的刻意培养下才略出众，这是曹操留给儿子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待夏侯惇和曹仁这两个老家伙死后，曹丕任命曹休为扬州牧（东战区最高统帅），夏侯尚为荆州牧（南战区最高统帅），曹真为雍凉都督（西战区最高统帅）。 州刺史管行政，州都督管军事，州牧则相当于刺史兼都督。早先，曹操曾竭力避免任命州牧，要么是都督，要么是刺史，到了如今，曹丕因为跟发小关系铁得一塌糊涂，又因为东南两个战区战事频繁，便让曹休和夏侯尚都当上了州牧。当时，蜀国正被益州南蛮叛乱搞得焦头烂额，魏蜀交界的西战区静得像潭死水，于是，没多久曹丕便把曹真召回朝廷，任都督中外军事。都督中外军事也是个后文会频繁提到的重要官职，“中”指的是皇宫，“中外”即指皇宫以外的整个京畿地区，顾名思义，即是朝廷中央军最高统帅（不包含皇宫禁卫军和地方军）。 由此，魏国中央军和三大主战区的军权都被牢牢控制在曹丕最信任的宗室亲信手里，这是魏国皇室最强大的时代。很多年后，这三大主战区的格局将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并像镜子般映射出魏国的命运。 公元221年8月的一天，天空出现日食。司法官员上疏，按汉朝旧例，有日食就要罢免三公。 这算什么奇怪逻辑？ 我们解释一下，皇帝之所以称为天子，是因为皇帝代表天，日食便是老天爷对皇帝的警告：你干得有问题。 西汉初期，一旦出现日食，皇帝不仅要大赦天下，更须下罪己诏主动认错。实际上，这是儒家为压制皇权耍的一个小把戏。到西汉中后期，皇帝逐渐琢磨过味来。朝政掌握在三公手里，天怒人怨凭什么让朕一个人扛？于是便把三公给捎了进去。皇帝不能辞职，无非是写篇自我检讨，但三公可就没那么简单了——直接罢免。由此，儒家这套日食理论在打压皇权的同时，也害苦了自己。 m.feNgＹE-zＮ.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