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所为是对还是错，他们从没有将权力用于一己私利，也没有让自己的后代或亲属从中获利。这实在很不寻常，为什么蜀汉重臣和魏国的司马氏、吴国的诸葛恪、孙峻、孙有这么大的差别？难道仅仅归结于他们的个人道德操守？抑或是刘禅高明的政治手段？不可否认，这两个原因的确存在。但是，放到现代，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更准确地形容——企业文化。在诸葛亮执政时代，这种企业文化便被建立起来。诸葛亮权势之大，在当时无人能望其项背，但他在临死前，以一种极健康的形式传给了下届继任者。虽然蒋琬、费祎和姜维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但他们均继承了诸葛亮那份执着，并不惜一切来捍卫自己的理想。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也算是蜀汉的“道”，因为这“道”，这个最为弱小的国家坚挺了这么久。 在老子写的《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个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要像烹饪小鱼一样谨慎，倘若总是搅动，鱼肉易碎，执政更不能频繁折腾百姓。蜀汉这四位重臣中，蒋琬执政最能体现这一特点，他实施的政治举措均以不扰民为第一优先考虑。 逐渐地，魏军将士舍弃了姜维的尸体，又争先恐后地杀向钟会。此时，钟会正绕着皇宫仓皇逃命，他当然逃不出去，唯希望这样能稍稍延长自己的生命。没跑多远，他便被愤怒的魏军追上剁成了肉泥。 钟会一生中翻越了无数高峰，他每次爬到峰顶后总能发现另一座更高的，这次，他才刚刚准备攀登，就失足跌落深渊，粉身碎骨了。对于利，大概没什么人能比钟会更敏感了吧。以他的性格，或许永远都不会满足。因为人生之路上总有无穷无尽的高峰，而绝大部分人从来没有意识到，其中最高最雄伟的人生之巅，乃是克服自己的性格弱点和无尽的贪婪。这位颍川名族钟家的后裔，身为三国晚期著名的重臣，无论谋略，还是才学，俱出类拔萃，但他最终还是被自己的野心吞噬了。 钟会死后本应露天暴尸，却被僚属向雄妥善安葬。向雄不是第一次干出这种事，几年前，他也曾冒着死罪为王经哭丧下葬。 司马昭听说后有点不高兴：“上次你给王经哭丧我没追究，这次钟会谋反确凿，你又这么干，算怎么回事！” 向雄回答：“古代贤明的国君掩埋罪犯的尸体以宣扬仁德教化。既然钟会已伏法，我为道义收葬他有什么过错？要是把他的尸骨弃于荒野，被将来的仁人贤士指责，这对您的名声也不好吧？” 司马昭听罢渐渐消了气，他知道，眼前这位向雄不仅是位义士，更是一位能帮他宣扬教化的直臣。 在钟会死的半个月前，他的哥哥——魏国北荆州都督——钟毓（钟毓本来镇守徐州，于王基死后转任北荆州）也刚刚病故。钟会至死没有获悉哥哥的死讯，但以他的性格，想必也不会为此感到悲哀，因为他在决定谋反的那一刻，便将钟毓一家人的生死置之不顾了。 然而，钟会肯定也不会料到，钟毓早就和自己划清了界限。 “我弟弟钟会自恃智术，绝不能让他手握重权。”钟毓这句话一直被司马昭牢记。而后，司马昭对钟毓做出一个承诺，万一钟会谋反，绝不会牵连钟毓一脉。 当钟会谋反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司马昭果真遵守承诺，没有牵连钟毓的家人。早先，因为钟会没有儿子，钟毓儿子很多，所以钟毓将自己的儿子——钟毅、钟峻、钟辿等人过继给弟弟。不过，即使是这些过继给钟会的子嗣（从法律层面讲，过继就相当于钟会的亲儿子），除了参与钟会叛乱的钟毅被处死外，其他人均被赦免，更保留了一切官爵。司马昭对钟家确实很够意思。 钟会与姜维使尽权谋术数，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所谓“道”又是什么？十几万魏军对回家的渴望，巴蜀百姓对结束割据，迎来和平的渴望，这才是“道”。 随着钟会和姜维的死，成都迎来了平静，魏军将士兴高采烈，他们终于有望重返家园，蜀汉故臣则心情复杂，他们昔日的政敌姜维，在把蜀汉拖入困境后又把所有人（包括魏军、成都百姓和部分蜀国官军）折腾了一溜十三遭，对这样一个结果，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钟会死后，邓艾故将群情激奋：“钟会谋反确凿，业已伏诛，邓将军被他陷害，横遭无妄之灾，现在，咱们必须马上救出邓将军。”随即，数百名邓艾旧部涌出成都，径直向北寻觅邓m.ＦeｎGｙＥ-Zｎ.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