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太阳已经三丈高，他还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结果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这个要差。 皇帝大怒，当即把他拉到宫门外，重责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这事发生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的监考，由于没过足烟瘾，考试快完事了他才来，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卫之职。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开赌场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到处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来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门路，让人把妓女送入监狱里供他们享受。凡此种种，严重败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声誉。 皇帝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这篇御制文章说，宗室风气败坏已极，许多宗室“所为之事，竟同于市井无赖”。 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说什么“若问予立身之要，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若问予应为之事，曰国语骑射读书守分”。 皇帝命令，每个宗室都要有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皇帝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就是默写《宗室训》。据宗人府报告，考试成绩不错。 可是这一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奕颢、成秀、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 皇帝大吃一惊，感觉“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五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日复一日地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一个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昭梿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梿革去王爵，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昭梿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梿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缺个大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吧亦难走，旱路吧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六M.ｆEnＧyｅ-ＺN.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