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还是原先的那个皮球，已经旧得弹性不佳，小孩拍起来得用很大力气，杨剪让着他们，抱起瘦小的让他们玩扣篮，手和他们的一样，被染得黑黑的，白衬衫也被拍上很多孩子们的泥手印。 原先的竞技变成游戏，却好像更吸引人了一点。四周的校舍都静悄悄的，只有操场那一小块热闹，好像其他孩子也全都聚在这儿，围成一个大圈，欢呼，起哄，没来由地蹦蹦跳跳，孩子们就是这样，还有几个一同围观的大人，都笑眯眯的，大概都是老师，有一个穿夹克衫的驼背老头，一个盘着灰白头发带袖套的老妇，还有一个扎马尾穿毛衣裙的年轻女人。 杨剪也在笑，很开怀，个子高高的，还比以前更瘦了一点，在那一堆人中间，哪怕隔着人墙，李白也能清楚地把他框在眼里。 三年，四个月，五天，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到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超过了一千二百个日子……每一天不是过去了，而是化成无事可记的白纸，叠在李白肩上，泡上胶水层层紧贴，早已密不透风。此时它们却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李白抖抖肩膀就再也不剩。 这三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等待，寻找，找不到时的烟灰和眼泪，好像都没存在过，没造成任何意义，也不必再提了。李白的眼睛只能看见杨剪了。 然而看了一会儿，李白就转身走了，那些欢笑在身后远去，好像没过多久，运动会就真的停了下来。他的手插在裤兜里，隔着牛仔料把大腿掐出了肿包，火辣辣地疼，却没办法提起自己的肌肉，再返回去，迈进校园半步。 仍有诅咒挡他。仍有名为“再也不见”的谶言。仍有那条不知是厌恶还是思念的河，不，那是一条江一片海吧！随时要淹没他，从漫过脚背开始。他还是无法望着杨剪并保持平静。 但他至少可以遵守自己的承诺，在来不及之前离开。 大巴要到晚八点才有一班，只是等待的那段时间比较难熬罢了。李白蹲在车站角落，脚下踩着湿泥，伞缘滴着雨水，行李只有小小一包，他变成一只蘑菇。阴暗潮湿才适合他，不敢站出去，他怕杨剪会找来，但事实上是没有，雨越下越大，连等车的都只有他一个，这似乎让他感觉好了不少。 杨剪还活着，好像还很快乐，终于被他找到了，他也如愿以偿地看了几眼。好多眼。没有造成任何尴尬与不愉快。 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 李白坐车去了成都，在最大的商场里购物，攒了五个箱子。在收到通知回往剧组前，他把它们一并寄了出去。先前在青岗中学门口看到了义务教育宣传单，红字标语写着“今天辍学的孩子就是明天的困难户”，单子左下角有联系电话，抬头是“杨老师”，李白没有拍，而是把那张纸直接撕了下来。 在邮局他照着它填写完毕，又跟宝贝似的夹回本子里。 “一定要送到啊，尤其这个，千万不能丢了，”他拍了拍放在最上层的小纸箱，冲工作人员笑，“谢谢您了。” 复工之后李白没跟祝炎棠提起过这一趟的经历，因为他知道这必然会遭到嘲笑，而他与杨剪之间的事明明不是一句犹豫怯懦就能概括的。不过祝炎棠似乎也并不关心，刚做完手术还没多久，他打着封闭针坚持工作，在戏上还好，下了戏之后始终闷闷不乐。那段时间正好拍到主角屡遭挫败，理想破灭，最终跳崖，李白时常担心这人入戏太深把自己小命弄没了，要是祝炎棠真有这个想法，他也很乐于进行必要的交流，毕竟在这方面他有经验。 不过，祝炎棠比每个人想的都要坚强得多，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六月中旬他顺利杀青，只比原定时间晚了一个月，整部戏也要收工了，每个人终于拿上血汗钱，离开这片待了整整一年的雪山高地，开始新一轮的各奔东西。 比如此时此刻，祝炎棠应该正在准备第二次手术，像他说的那样，明夷哥带他回香港。 而李白又一次出现在青岗中学门前。 临行前化妆组的几个新人跟他依依惜别，因为他人脉广，消息灵通，他们都想让他带着自己去不同的剧组混。身份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转移。李白想，自己在其他方面应该也是有些进步的，比如这片操场上的迷宫……他走过去了，现在他甚至顶着太阳，站在那扇半掩的门前，连躲都没有躲。 我看两眼就走。他想。 他往右边挪了挪，看到讲台上的透明水槽，以及浮在水面上的红球。那面平静的水只能接受它进入这么大的体积，因此其余的就暴露在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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